原住民的憂慮
這是二次大戰結束不久之後，中國的軍隊還沒有來接收台灣時發生的事，而那時我們還住在新店避難。
有一天，大約有二、三十人的原住民從自己所居住的中央山脈出發，跟著他們的族長(那時還稱作頭目)來拜訪父親。記得來拜訪的人不僅包含女性，大多數人的臉上也多有刺青，身穿他們的民族服飾，赤腳從阿里山附近出發，橫越中央山脈，從台北縣(日本時代的台北州)文山附近下山來進入新店。我的父親是嘉義番路鄉出身，祖父則是以對阿里山附近的原住民愛護有加而聞名，或許他們因此千里迢迢地來拜訪父親吧。
雖然辛苦的旅行前來，他們卻沒有一絲疲倦的樣貌，而從他們凝視父親的雙眼，可以看出是抱著十分拼命的態度。
「雖然我們學習語言很笨拙，但好不容易現在學會說日文，也逐漸了解、熟悉日本的生活方式，現在卻聽說要換支那過來。支那語我們也沒有聽過，又聽說很難學，從今以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又該怎麼辦才好？」
他們為了詢問這個問題，一齊來拜訪我父親。父親和他們說了什麼，由於我也忙著在廚房幫忙，人並不在現場，所以並沒有直接聽到父親回答的內容。但是我想父親一定說了一些要他們安心的話吧。因為在這個時候，父親他自己也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心狠手辣。
雖然那時食品等物資還尚未充裕，母親動員所有在家幫傭的人們，迅速地用臼磨碎台灣麻糬(日本人稱台灣的粿為台灣麻糬)與在來米，放入用豬油過的蘿蔔與豬肉來蒸熟，作成所謂的菜頭粿(蘿蔔糕)。用二尺四方的大蒸籠作出好幾個這樣的蘿蔔糕之後，又煮了好幾隻雞，打開許多那時基隆從福建船隻買來、高約一尺多的大甕的酒，全部都拿來招待大家。母親在結婚之後，還沒有到日本與正在留學的父親會合之前，母親也曾待在嘉義我祖父母的家，有時也會見識到原住民的生活，因此知道他們喜愛喝酒。原住民們十分高興，有些人便席地盤腿坐下或蹲下，以各自舒服的姿勢吃著蘿蔔糕，用飯碗盛著酒來喝，在我們家的離棟小屋暫時休息，下午就回去了。純真的他們擔心自己會被時勢所淹沒的心情，我也十分能了解，而這正是我至今仍掛念在心的回憶。
他們回到山上之後變成什麼樣的情況，與蔣介石的軍隊又是如何接觸，到底過的幸不幸福呢？結果因為老家後來發生悲慘的事件，我也無暇他顧，之後生活中也沒有再聽到其他消息。然而或許因為年紀增長，到現在回憶還是會不時浮現。浮現的回憶中，除了原住民的身影，還有那一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事情。
宣告戰爭結束的詔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宣告戰爭結束的詔書被公佈出來，是個看似和平已來到全世界的日子。
那時候台灣島內的戰爭局勢更加惡化，B29或美國的艦載機(或許是格拉曼機？)針對台北市內的空襲也變頻繁，從高官到百姓都被建議疏散到郊外避難
。在台灣人所居住的萬華地區，居民們甚至被強制集合並分批送到南部避難。由於大部分的鐵路都被軍方徵收，運送民間物資變得困難，在南部等待運送的蔬菜裝好在院子前卻終究腐敗而傳出惡臭。然而同一時刻在台北市內，就連近郊農家所種植的那種便宜又最容易栽培的的空心菜，一旦在空襲間歇時裝在手推車進入街上，據說才沒有走幾步就全被爭相買去。街上的居民也盛行用衣物和農家交換食物。避難後沒有人的太平町內，面對街道而建有三層樓、且是當時最豪華的建築物，據說也被拿來要換一隻鴨子。但是就算是紅磚建造的三層樓洋房，可能就因為明天的空襲變成一座瓦礫的小山，鴨子卻馬上可以變成食材來填飽肚子，據說農民是這樣拒絕對方。在當時也是有這樣的故事。
在我的老家，那時父親也在新店經營礦坑，買了「內地人」的某間大公司(Nihon Soda)在新店的員工休假別墅。附屬於那棟別墅的還有兩間較小規模的房屋，便邀請母親那邊親戚中的舅舅一家一起到此避難。舅舅從在東京留學期間就十分關心時事，那時很常和父親一起閱讀報紙並熱心的談論那些內容。雖然舅舅常說：「新聞是要看它的背面意涵」，當時的我卻還無法理解，但是我想父親與舅舅正是在預測隱藏在報導背後真正的戰局情況。
就在如此狀況下的某一天，當時太陽還高高掛在天邊，然而平常在晚飯過後才來的舅舅已慌張地來到我們家。「快叫你們父親回來」，他一邊這麼說著，神情緊張。「似乎日本終於要輸了。之後好像會有天皇陛下的廣播。」舅舅說道。聽到這番話，我也不禁嚇了一大跳。實際上，我多少有察覺到父親已確信這一天終究會來臨。那時候父親在橫跨新店溪我家對岸的地方釣魚，我如同脫兔般地飛奔出家中，奮力的跑到新店溪的堤防上。我爬上去的地點正好是父親常去的釣魚地點對岸，要去的話得先沿著河岸往上，渡過新店大橋，從那裡再往下游的方向，抵達遠離街道的，或者其實該說要折回到更接近下一條街道的對岸才行。
我心想必須要盡早通知父親，不然會錯過廣播。我馬上下決心衝下堤防，跑到岸邊，而那裡是淺灘，可以看見溪裡各處的石頭都露出到水面上。
這裡是最短的捷徑。我走入溪中。平常因為對水的恐懼，不要說是游泳，就連浮在水面上我也做不到。但是今天不是想那些事的時候。水流的深度到腳的一半，清澈的連溪底都可以清楚看見。溪底互相重疊的圓石表面上長著綠色的水苔，一不小心就會滑倒。有時小小的魚乘著水流游來，觸碰到我的小腿肚後離去。又或者，在岩石後方的小魚因突如其來的入侵者而受到驚嚇，一慌張起來也在我腳邊撞來撞去。每當這些魚在腳邊游動時，我總以為那些是水蛇，恐懼得幾乎雙腿發軟，卻仍咬緊牙根，十分小心的一步一步走過水中。途中每次抬起頭看到在遠方上游那座全長兩百公尺的新店大橋，總會想說是不是應該從那邊走過才對。但是如今已渡過溪流的一半，也無法再折回去。再稍微上游一點的地方有堤防，或許因為水在此被止住，那邊水也正好不深，也沒有急流。我抓著露在溪面上的大石，雖然好幾次也幾乎要跌到水裡，不會游泳的我也總算自己一個人平安地渡過了新店溪。現在回想起來，也沒有拿支撐的棍棒，大概只用雙手保持平衡，有時又會絆到石頭，實在是用盡力氣踩穩腳步才渡過溪流的吧。當時不僅不害怕，也沒想到跌倒後可能會溺水，只是一心想趕快通知父親如此重要的事，所以只憑著這個念頭不斷前進。
岸邊一面是芒草原。朝向和身高差不多高的一片芒草，我大聲的呼喚父親，而草叢的另一端立刻傳來應答。不只是父親，和他一同前往的弟弟也已經站了起來。
聽到通知的父親，馬上收拾起釣魚用具。父親十分喜歡釣魚，但記得那時他望著溪邊說：「大概也沒有機會再釣魚了吧。從今以後要為台灣奉獻才行。」
玉音放送(註：指天皇的廣播。「玉音」指天皇的聲音，「放送」為廣播之意)即將開始之前，不用說舅舅，就連其他的家人也已經全部聚集到有收音機的房間裡。「君之代」一被吹奏出來，我反射性的正坐起來。雖然我很努力的豎起耳朵，但是天皇的聲音被悶在收音機裡，無法清楚地聽到內容。然而在那之後大概馬上有廣播主持人的說明，舅舅立刻說出「輸了啊」這一句話。但是其他人十分茫然，似乎有好一陣子都保持沉默。抱著奶媽已經逃跑、還在哺乳的妹妹，我也只是茫然的看著事情的發展。
為了台灣
從隔天開始，父親便展開行動。父親首先帶著我一起前往台北市。從新店到台北之間已有巴士通車，而當時行駛的是裝有煙囪的木炭巴士。那天如果我們搭乘巴士的話，也許就可以看到當時一般人們的表情，但是我們是坐著自己礦坑的卡車前往。
台北市內像是蟬蛻變後剩下來的空殼，幾乎可以說是無人居住的街道吧。或許是因為市民都離開城內去避難，又或許是因為昨天的廣播讓大家不知道外面究竟會變成什麼狀況，全部的人皆屏息以待而留在家裡，我們穿越寂靜無聲的街道，抵達在太平町開業的陳逸松律師家中。東大畢業的陳律師和父親感情很好，談起話來也很投機。兩人到家中最裡面的房間內，很長一段時間地熱心談論著台灣的未來。由於平日母親教導我不可以妨礙大人做事，我便在別的房間等待，沒有聽到兩人談話的內容，如今回想起來覺得十分可惜。或許因為還在別處避難，當時陳律師的夫人並不在場，那天的午飯只是簡單的吃了路邊攤賣的蕎麥麵。但是在沒有人的城市裡，為什麼會有蕎麥麵的攤販，到今天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父親的行動
在日本軍警解除武裝之後，或許是擔心台灣的治安，父親馬不停蹄的又前往台灣人居住地區的萬華。和一群遊手好閒的人(迫迌人)裡面的帶頭者商量之後，決議讓他們來維護街上的治安。「從今以後我們已經不是殖民地的二等國民，而是正正堂堂的、真正的國民。現在已經不是年輕人跑去賭博的時候了，而是要活得有我們自己的驕傲。」當父親如此勸告他們，受到義氣感召的各個帶頭者皆紛紛表示贊同，成立了名為「義勇糾察隊」的隊伍，成員大約有七十人左右。父親不僅訂立好他們的酬勞，也幫全部的隊員做了制服。在那樣無政府狀態的時期，他們的行為奏出十分的功效，而這是因為那時候的人們身上還有著「義」的精神(可參考吳濁流的《無花果》)。戰爭結束不久後，台灣和中國重新展開交通往來，在島上各地卻也常常發生小孩被拐走的事件。當時在街坊間流傳著一個故事：一位正在拼命尋找自己被拐走的孩子的母親，有一天晚上小孩出現在夢裡，告訴母親說何日何時到車站來就可見到面。然而母親依著時日前往，卻仍舊找不到自己的孩子。她不經意的看向身旁經過的人所背的沉睡幼兒，赫然發現那孩子腳上穿的鞋子和自己孩子的鞋子十分相似。一調查之下，才發現那毫無疑問的正是走失小孩的遺體，而小孩的腹部塞滿了鴉片，整個人正要被運往其他地方。那時正流傳著這樣的故事。又有另外一次，有一天「義勇糾察隊」得知有人口販賣的船隻停靠在基隆碼頭，正準備要出港。「義勇糾察隊」的隊員火速趕到現場，在船內進行地毯式搜尋，卻什麼也沒找到。正當雙方幾乎要展開爭執時，其中一位隊員發揮機智把船底敲開，發現了十多位半死半活的年輕女孩被關在裡面。當時也曾有過這樣的事件。
然而在這之後，國民黨利用「義勇糾察隊」的成績與名聲，也設置了一個相同名稱的糾察隊。然而那是一個令一般大眾感到失望的團體，不僅執行國民黨的間諜工作，又因為兩者名稱相同，有一時期父親也被一部分的人誤會。
在那些原住民來訪時期的前後，有一位日本中年人也前來拜訪父親。這位客人從東海岸前來，似乎也是一趟翻山越嶺的訪問，背著後背包，服裝則身著短袖襯衫、綁腿與麻布的運動鞋。他說明自己擔心在敗戰後日本人會遭受到迫害，然而我記得父親表示要他安心，說絕對不會讓這種事發生。
在家裡面，父親也馬上就帶來教北京話的老師，不僅是家人，連職員們也一起找來，開始讓大家學習新的語言。十個塌塌米大小的房間內擠滿了人，而母親因為要準備這些人的點心或是給老師的謝禮，注意力也總是被分散。「如果沒有忘記的話，我也可以學得很好。」當母親透漏這樣的心情時，大家不禁笑了出來。我會知道北京話和日語的五十音一樣有發音符號，也是在這時候學到的。
一萬個孩子
更進一步的，父親開始著手進行長久以來想要實現的計畫：建造大學。那時候人沒有避孕，我身邊的女性也都生育許多小孩，甚至一個母親養七、八個小孩也不稀奇。然而我的母親並沒有生這麼多孩子，父親卻常說「我要培養一萬個孩子」，長久以來我都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義。其實這句話的意義，是指要創建學校，讓台灣的年經人能接受更多教育。父親從年輕的時候便熱心於教育，在金瓜石附近的九份後山經營金礦的時期，那裏就已經設立了兩間教室作為分校。他也聘請老師，好讓那些住在山上的一到四年級學童能夠容易學習。即使是在台北市內，也曾協助增設女子中學校的教室。據說還有另外一次，某間職業學校裡有許多行為不良的學生，老師們來請教父親該如何解決時，父親便把全校學生集合幾來，把每一個人都理成光頭。不可思議的是，學生們都聽從我父親的話，全校都成了光頭，從此之後校風就轉好了。
當時台灣的大學只有在北部的台北帝國大學(國立台灣大學)一間學校，對學生而言，特別是中南部的人交通和經濟都不方便，入學的大門於是變得十分狹窄。另一方面，在戰爭結束的同時，在日本以東大畢業的年輕學人為首，都深覺現今正是為台灣奉獻的時刻，當中甚至有人拋下良好待遇回國。但是等待在這群胸中滿懷希望的台灣人面前的，卻只有職場中極為下層的職位──所有日本政府留下的職位幾乎被跟隨蔣介石來台的人們(不論學問有無)給佔據。不僅如此，他們被認為是到最後一刻才從不斷打敗仗的日本回國的人，實際上很難找到願意給予雇用的職位。
父親馬上開始實現要建造大學的夢想。
戰爭結束後台灣北部到南部的交通，不僅原本在中南部避難的人們返回北部造成交通狀態的顛峰，旺盛的行商和運貨也讓縱貫線鐵路非常客滿。有時因無法進入車廂，有些人便雙手抓著行駛火車的出入口把手搭乘，如此光景也並不少見。此時父親和東大畢業的朱昭陽先生結伴，帶著小把的折疊椅子，往南部出發尋找支持建造大學的人。按照父親的說法，他是帶著放捐款的「布施袋」搭上擁擠到乘客甚至無法轉身的車輛，有時則是徒步移動，一路拜訪著名人士、富豪，但隔一陣子回來時「布施袋」仍是空無一物。現在捐款如雨後春筍一般，到處都有財團在設立大學，但那時候誰也不關心教育。父親所拜訪的人當中，甚至也有師範學校畢業的人，雖然自己曾經也在培養教育者的學校學習，卻對父親如此建議：「劉先生，現在是賺錢最要緊的時候，不要辦什麼大學了。」這個人最後升到國民黨的最高官位，等到時代成為學校也變成可以得到金錢利潤的事業之後，就馬上創辦學校來賺錢。
父親帶著空無一物的布施袋回來，決定自己獨力建立大學。當時父親位於京町的辦公室二樓被當作籌備開校的事務所，掛起「私立延平大學」的招牌，又召集從日本歸國的青年學子們。在克服經濟、與政府的交涉等種種困難，大部分的準備皆已完成，下一個問題則是校舍。父親接受同樣也是從日本歸國，且曾受自己幫忙的學校校長的好意，借用沒有使用的夜間教室，總算從夜間大學開始出發。
戰爭結束後建築物沒有整建，不僅會漏雨，若是雨下得更激烈，連走廊也也會有雨水被吹入，走道便浸在水中。然而教師的陣容卻是非常傑出的成員，其中也有多位日後被召聘至台灣大學，或者成為有名的作家，有人甚至最後站在政治舞台的頂點。
一開始父親擔心學生不知能找到多少人，於是先把我安排進入延平大學，從日本回來的校長千金也一起入學，之後也向朋友們說明，並也安排他們的子女入校設置學籍。一時之間，台北知名人士的子女們皆成為這間新建立的小小學校的學生。在這之前父親也曾與台大交涉，讓像我這樣原本就讀的專門學校被廢除的學生能夠免試入學台大，在我同窗之中也有人因此成為優秀的小兒科醫師。
然而在另一方面，父親卻不擔心學生是否會製造其他問題。因為聽聞學校設立的消息，全島各處湧來希望入學的學生，大部分都已經是社會人士，且多是從南部來的人，其中甚至有幼稚園老師辭職，和朋友在台北共同住宿，為的就是能每天來學習。就連在所謂良好家庭成長、不諳世事的我，也知道這些學生們家境絕對並不富裕。然而他們求知若渴，上課態度十分認真，從目光就可以感受到他們是真正想要學習的人。至今原本悠悠哉哉在念書的我，也在當時深深受到感動。
就像許多年後，一位當年曾在那學校念書的學生回想的一樣，「在那間學校，就連一個燈泡壞掉，也都是劉明先生的事」。在幾乎沒有其他捐款的狀況下，經費可以說全部都是父親在想辦法籌措。為了確保經費，學校當局在大家的提案下設立了「美術工藝社」，而那是一間製作美術雕刻家具的小公司。但是這也是門外漢做生意，據說效果並不大好。
父親為了設立大學而四處奔走，另一方面他也擔心時事。在戰爭之前的日本時代，父親似乎也常進出日本總督府，接受官方許多意見諮詢。戰後回到日本、最後甚至成為內閣官房長官的塩見俊二，在他的著書裡也曾提到父親與自己維持良好關係，並向父親詢問戰後處置日本人事務的相關意見。戰後看到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如此態度，父親十分痛心，有時也會在議會進行時上台進行演說，建議政府應該要增加雇用台灣人的名額。在這個時間點父親大概也還不知道中國國民黨的實際狀況，然而從此時中國國民黨就已經在注意父親了。
殘酷的對待方式
雖然嘴上說是聯合國派遣他們來接收台灣，那也只是表面的說詞，其實是來台掠奪的他們，根本一點也沒有考慮到台灣人的幸福。實際上他們明明是和日本軍打敗仗時受到美軍參戰而得救，接下來又因為與中國共產黨發生內戰而被追趕到極限的殘兵敗將，卻說「台灣人是同胞。我們為了把台灣同胞從日本手中救出，和日本持續抗戰了八年。」那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公會堂(今天的中山堂)舉行日本的受降典禮，宣稱是台灣重新回到光明的日子，因此高調自負的將這天命名為光復節。然後隱藏在他們這些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便是日後的二二八事件，以及緊接著衍生出來的白色恐怖，這樣全島規模的虐殺，將極端的恐怖深深烙印在民眾心中。
在如此狀況下，由於更多的人想鑽研學問而去設立大學，而且那些大學老師們又都是從日本回國，學校裡面使用的又都是日語與台灣話。創立「義勇糾察隊」這樣維持治安的團體，又在議會上大聲發表意見。然後最「罪不可赦」的是深得人心、擁有領導能力這件事。腐敗至極的政府當然無法容忍父親的存在，父親馬上就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逮捕，被拷問至幾乎瀕臨死亡，財產全部被沒收，公民權利也就此被剝奪，受到實質上十年的刑罰。
這就是我家在終戰之後的故事。
2010年7月28日 記
後記 教育
在父親被逮捕的那個時代，台灣處在悲慘的狀況，延平大學的學生與老師當中也有好幾位無法倖免於白色恐怖。
在如此情況下，他們持續逮捕有能力貢獻社會的人以及有良好前途的年輕人，或以槍殺，又或利用冤獄送入牢房。但他們不僅如此壓制台灣人，在同一時刻中國人也在孩子們極小的年齡時便盡力實施思想上的教育，教導孩子要仇恨日本人以及崇拜中國。
提到中國人的政治能力裡所隱含的狡猾面，那是和武力占領台灣的同時一起也被運用在教育上。
在台灣人就職困難的那個恐怖時代，小學老師有較好的待遇，許多的台灣人都成為小學老師，而這些老師當時都被要求加入國民黨。如果有人違反這項要求，不僅會失去工作，也同時會被列入黑名單。因此能夠勇敢違背要求的人，當時恐怕是非常的少。
這些老師教導學童們時，告訴他們思想犯是罪大惡極的壞人，有時也會要求思想犯的子女起立，並叫小孩當眾說出父親的名字，侮辱他們是「罪人的小孩」。有一個女孩便是受到周遭如此對待，每天被同學欺負，最後個性變得十分自閉。
或者在地理的課堂上，老師們首先教導給孩子的課程內容是中國蔣介石和孫文這些人家鄉的地理。如此課程內容不僅是必修，除了小學生對蔣介石的家鄉的地理所在十分熟悉，就連在一旁聽他們複習的我也都能夠詳細背誦，但他們卻對台灣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小孩們等成長到較大的年齡之前，對於台灣各地的地理位置、大小和特產等等都不知道。除此之外，說台語的學生要接受體罰與繳交罰金，也在大家面前受到侮辱。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人持續被教導說台灣話是可恥的、否定自己是台灣人的教育，等到逐漸成長之後，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是中國人，成為國民黨的忠誠信徒，變成他們的手下。
另一方面，高中老師則多是由跟隨國民黨從中國逃到台灣來的人所擔任，然而當中也有無法流暢運用北京話的人，因此只會使用非北京話的其他各地方言使用者成為國文老師，或者甚至也有沒有學問的人成為高中校長的狀況。
高中裡有從軍方派來的軍事教練，不只是老師和學生的品行，連行為舉止也會受到他們觀察，同時他們也都會各別邀請學生加入國民黨。學生幾乎沒有拒絕的理由，而且加入國民黨的話，可以享受各種層面的行事方便，畢業後出國手續也可以有各種特別待遇，招募因此奏效。毫不知情的學生，或者稍微察覺但沒有勇氣拒絕的學生，結果都被吸收到國民黨裡面。即使完成學業成為社會人士，政府機關自然不用說，大公司也更是會有監視的幹部被分派到人事室，暗中觀察每一個人的思想。這些監督報告理所當然的就直接上報到軍方，受到當時人們所恐懼。因此，為了保護自身安全，也為了追求榮華富貴，當時投身國民黨的人也不在少數。這是人性的弱點。
原本從小學的時候開始，就已經被灌輸錯誤的歷史，說你們是中國人，國民黨有多麼偉大，為台灣做了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對這樣下一代的人們而言，我們這一代的人更要寫下以前台灣的故事，否則會讓國民黨政權隱蔽如此事實，台灣真正的歷史終將風化，進而完全消失。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明明是因戰敗於共產黨而流落到台灣來的(然後教導學生共產黨是匪賊)，卻利用討伐匪賊的名義大量屠殺台灣人，最近卻又整個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反過來靠攏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利用如此國民黨來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國。這些都是目前加諸在台灣身上的新的恐怖。如果台灣人要戰勝如此恐怖，並不是只有一般程度的努力便可以達成目的。
幸運的是，還好台灣人還留有「家庭教育」的層面。除此之外，再加上在國外可以得知真正的歷史。藉由這些管道而了解事情真相的年輕人當中，這樣的台灣意識逐漸在擴散。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擁有如此想法的年輕人如今也在漸漸增加。
我們希望台灣能成為台灣人的國家，台灣人能拿回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故鄉。
這樣的日子應總有一天會到來，然而即使只有早一天也好，我僅是希望那一天能盡早來臨。
2010年7月29日
原文
我が家の終戦
原住民の憂い
終戦間もなく、中国の軍隊がまだ台湾に接収に来ていなかった時の事です。私達は、まだ疎開先の新店に住んでいました。
ある日、二．三十人は居たでしようか、中央山脈の原住民のリーダー達（その頃はまだ頭目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が父を尋ねてきました。女性も居て、殆どが顔に刺青をしており、彼等の民族衣装を纏って、はだしで阿理山の付近から出発し、中央山脈を縦断、台北県（日本時代の台北州）の文山の近くから山を降りて、新店に入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でした。父は嘉義の出身で、祖父が阿里山付近の原住民族の人々を可愛がっていたことで有名でしたので、その縁故で彼等がはるばると父を尋ねてきたのでしょう。
そんな大変な旅をしてきたのに、彼らは全然疲れた様子も無く、父を見詰める目には必死の思いがこもっ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ました。
「自分達は、言葉を習うのが下手だが、やっと今では、日本語が話せ、日本の生活様式も理解し、慣れてきたのに、今度はシナが来るそう。シナ語は聞いた事も無いし、大変習いにくいと聞いているし、今後我々はどうなるのだろう、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だろう。」
と言う事を聞きに、皆で父を尋ねて来たのでした。父が彼等とどう話したのか、台所の方の手伝いに忙しく、その場では聞きませんでしたが、父はきっと安心するようにと彼等に言ったのでしょう。その時点に於いては、父自身も中国人の悪辣を知ってはいませんでしたから。
まだ食料等の物資にゆとりの無かった時代でしたが、母は使用人達を動員して、急いで台湾餅、在来米を臼で挽いて、ラードで炒めた大根と豚肉を入れて蒸した、所謂大根餅です。それを、二尺四方の大きい蒸篭に幾つも作り、鶏を何羽も料理し、その頃基隆に、福建あたりからの船で売りに来ていた、尺余の高さの大甕の酒を幾つも開けてご馳走しました。結婚後、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た父の所に行く前の間、母も嘉義の祖父母の所に居ましたので、母も原住民の方たちの生活を垣間見る時があり、彼らがお酒好きだと知っていました。彼等は喜んで、胡坐をかいたり、しゃがんだりと、好き好きな姿勢で餅を食べ、ご飯茶碗で酒を飲み、暫く家の離れで休んで、午後戻って行きました。純真な彼等の、時勢に流されるのを心配する気持ちが私にも良くわかり、今でも心に残っている思い出です。
あのリーダー達は、山に帰って行って、その後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蒋介石の軍隊とどういう接触の仕方をしたのか、幸せにしているであろうか。実家のその後の悲惨な出来事にかまけて、消息を聞くことも無く過ごしてきましたが、歳の所為か、今になって時々思い出されます。それと、あの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の事。
終戦の詔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は、終戦の詔勅が下されて、世界に平和が訪れたかに見えた日です。
その頃の台湾では、戦局がますます悪化し、Ｂ２９や米国の艦載機（グラマン機？）の台北市内への空襲も頻繁になって、お上から人々の郊外への疎開が薦められ、台湾人地区の萬華では、区別に集められた住民を南部に一団一団と強制疎開をさせるまでになって居ました。鉄道の大方を軍部に徴収されていたので、民間物資の運送が困難になり、南部では運送待ちの野菜類が庭先に詰まれて腐敗し悪臭を放っていると言うのに、台北市内では近郊のお百姓さんが作った、エン菜と言う、一番安く一番栽培しやすい葉野菜までも、空襲の合間を縫ってリヤカーで町に入ると、何歩も歩かない中に争って買い去られると言う始末。町の住人の衣類と農家の食物との交換も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ました。疎開して無人になった太平町の、道路に面した三階建ての、当時では一番豪華な建物と、家鴨一羽とを取り替えてくれと言うのに、レンガ造り三階建ての洋館でも、明日の空襲で瓦礫の山なっ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が、家鴨はすぐ食材になって腹に入れることが出来る。と、お百姓さんに断られた。という話までもありました。
私の実家では、その頃父が新店にも炭鉱を経営していましたので、内地人の、ある大会社の社長さんの新店にある別荘を買い受け、その家に付随している、少し小規模の家屋二棟には母方の叔父の家族も誘い入れて、一緒に其処に疎開していました。叔父は東京に留学していた頃から時事に熱心でしたので、その頃はよく父と新聞を読んでは話し込んでいました。叔父が「新聞は裏を見るものだ」と言っていたのが、私には何のことか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すが、父と叔父とは、当時の報道で隠されていた本当の戦局を予測していたのだと思います。
そんなある日、まだ日が高かったのに、いつもは夕飯後に来る叔父が、慌しく私達の家に来て、「早くお父さんを呼び返しなさい。」と緊張した面持ち。「どうも、いよいよ日本が負けるらしい。後で天皇陛下の放送があるらしい」というのです。えっ？！と私も飛び上がりました。父がこの日の来るのを確信していた事を、うすうす察していたのです。その時父は新店渓の私の家からは対岸の所に、魚釣りに行っていました。私は脱兎の如く家を飛び出し、一目散に新店渓の堤防の上に駆け上りました。私の登っていった地点からは、父のいつもの釣り場はちょうど対岸ですが、行くには河岸を遡って新店の大橋を渡り、そこから川下に向かって、街はずれの、むしろ次の街に近い今の場所の対岸まで戻って来らねばなりません。
一刻も早く父に知らせねばならない。放送を聴きそびれる。そう思った私は、とつさに決心してそのまま堤防を駆け下りました。岸辺まで歩いて、みると其処は浅瀬に成っていて、川の中の所々に岩が頭を出しています。
ここが一番の近道。と決めると、私はそこから川に歩き込みました。日頃、水が怖くて泳ぎはおろか、浮くことも出来なかった私ですが、今はそんな事を考えている場合では有りません。流れる水は私の腿の中ほどに届く深さで、よく澄んでいて川底まではっきり見えました。重なり合った丸い川石の表面には緑の水苔が生え、うっかりすると滑ります。時々流れる水に乗って小さな魚が泳いで来て、ふくらはぎに触れて行きます。突然の侵入者に驚いた岩陰の小魚が、あわてて私の足の周りにぶっつかったりするので、その度に水蛇かと、恐しさによろけそうに成るのを、歯を食いしばって、注意深く一歩一歩と水の中を歩きました。途中で顔を上げて上流遥かに見えるあの全長２００メートルの新店大橋を眺めては、やっぱりあそこから行くべきだったかな。と思ったりもしましたが、半分まで渡った今、引き返すことも出来ません。その少し上流に堰があって、水が堰き止められていた所為か、ちょうど其処の水は深くもなく、急流でもなかったのが良かったのでしょう。頭を水の上に出している大石に掴まったり、何度も水の中に転びそうになりながらも、とうとう、泳げない私が一人で新店渓を渡りとげました。今思い返せば、支え棒も持たず、多分両手で平均を保って、時には石につかまり、足を踏みしめながら渡って行ったのでしょう。怖くも無く、転んで溺れるという事も念頭に無く、唯、こんなに大事な事を、父に早く知らせねば、と言う一心だけでした。
岸辺は一面のススキの原。背丈近くまで伸びたススキの中に向かって、すぐに大きな声で父を呼ぶと、草むらの向こうから返事が返ってきて、父も、一緒に居た弟も立ち上がっていました。
知らせを聞いた父は、すぐさま釣り具を片付け、魚釣りが大好きな父でしたが、その時、川に向かって「もう釣りをする事は無いだろう。これからは台湾の為に働かねばならない」と言ったそうです。
玉音放送の始まる時刻には、叔父は勿論、家族全員がラジオのある部屋に集まっていました。君が代が吹奏され、反射的に正座した私。一生懸命に耳を傾けたのでしたが。お声はくぐもって、内容ははっきり聞き取れません。でもその直後にアナウンサーの説明があったのでしようか。叔父がすぐ、負けたのだ。と言いました。皆は、呆然として暫く黙っていたようです。乳母に逃げられた乳飲み子の妹を抱いて、私もただ茫然と成り行きを見ているだけでした。
台湾の為
翌日から、父の活動が始まりました。まず父は、私も連れて台北市に向かいました。新店―台北間にはバスが通じていて、当時は煙突の付いた木炭バスが走っていましたので、あの日私達がバスに乗っていたら、その日の一般の人々の表情が見られたのですが私達は自分の炭鉱のトラックで行きました。
台北市内はもぬけの殻、ほとんど無人の街と言っていいでしょう。疎開で市民が居なくなったのか、昨日の放送で、どうなるかと皆息を潜めて外へは出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るのか、ひっそりと静まった街中を、私達は太平町で開業している陳逸松弁護士の家に向かいました。東大出身の陳弁護士は父と仲が良く、話が合っていました。二人は奥の部屋で、台湾の将来について、長いこと熱心に話していました。大人の邪魔をしてはいけないと言う日頃の母の躾で、私は別の部屋で待っていて、その談話の内容を聞きそびれた事は、今となっては大変残念なことでした。奥様もまだ疎開先なのか、いらっしゃらなく、そのお昼には、道端の屋台で簡単な蕎麦で済ませましたが、誰も居ない空の町に、どうして屋台蕎麦があったのか、今でも不思議に思っています。
父の動き
日本の軍警が武装解除された後の、台湾の治安を心配したのでしよう。父は間を置かずに、台湾人地区の萬華に出向きました。遊び人のリーダー達と相談をして、彼等に町の治安をさせる事にしたのです。「もうこれからは植民地の二級国民ではない。堂々とした、本当の国民なのだ。若い人が博打をしたりしている場合ではない。自尊心を持つように。」と諭し、意気に感じるのが早く、義に感ずるリーダー達の賛成の下に「義勇糾察隊」と言う名の隊伍を作りました。多分七十名前後だったでしょう。父は彼等の報酬を決め、全員に制服をも作ってあげました。あの無政府状態だった時期、彼らの働きは十分に功を奏していました。あの頃の人達には、まだ「義」の精神があったのです。終戦間もなく中国との交通が始まった頃、台湾各地で子供が攫われる事件がしばしば起きていました。其の頃の巷間の話に、或る、必死で我が子を探している母親の夢枕に立って、その子が、何時何時に駅に来たら会える。と言ったので、母親が行って探したが見つからず、ふと傍を通った人の背に眠っている幼児を見ると、その足に履いた靴が我が子の靴に似ている。と言うので調べた所、それは間違いなく其の迷子の遺骸で、その腹にアヘンが詰められて何処かへ運ばれる所だった。と言う話がありました。そのようなある日、「義勇糾察隊」の所に、基隆の波止場に人買い船が泊まっていて、出航直前だという知らせが入りました。急遽その方に向かった「義勇糾察隊」の隊員がその船内を隈なく捜したが何も見つからず、危うく争いに成る所、或る隊員の機知でこじ開けた船底に、十数人の半死半生の若い娘が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のが見つかった。と言うことが有りました。
後にこの「義勇糾察隊」の業績と名を利用して、国民党でも父の作ったのと同じ名前の「糾察隊」と言うのを作りましたが、それは実に世間を失望させる団体で、国民党のスパイのようなこともやったり、していましたが、同じ名前だったばかりに、一時期父も有る一部の人々から誤解を招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
あの原住民達と前後して、ある日本の中年の方も見えました。東海岸から、この方も山を越えての訪問だったらしく、リュックサックを背に、短袖のシャツ、脚伴、ヅックの運動靴と言う服装のその方は、敗戦に拠って日本人が迫害されないかを心配していました。父が大丈夫。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はさせない。と言っ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ます。
家庭内では、父は間もなく北京語の教師を連れてきて、家族ばかりか、職員達も入れて、言葉の学習をさせました。十畳の部屋が一杯になるほどの人数の、おやつの準備、教師へのお礼などに母はいつも気をそがれ、「忘れさえしなかったら、私だって良く出来るのよ」とこぼしていたのが皆の笑の種になっていました。私が日本語の五十音と同じような北京語の発音記号を知っているのは、その時に習ったのです。
一万人の子供
更に父は、予てからの念願の「大学を建てる」と言う事を始めました。
その頃は避妊する者も無く、私の周りには多産系の女性達が多くて、七人、八人の子持ちは珍しくない中で、母だけが少子でしたので、父がよく「自分は一万人の子供を作る」と言っていたのが、私には不可解だったのでしたが、実は学校を建てて、より多くの教育を台湾の若者に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した。父は若かりし頃から教育に熱心で、金瓜石の近くの九份の裏あたりに金鉱を経営していた頃には、其処に二教室だけの分校を創り、教師を招いて、山の上の一年生から四年生までの児童が勉強しやすい様にしたことも有り、台北市内でも、女子中学校の教室を増やしたりしていました。ある職業学校に、ぐれる学生が多く、教師達が父に相談に来た時、父は全校の生徒を集めて、頭を坊主刈りにさせてしまいました。不思議なことに、生徒達は父の言うことを聞いて、全校丸坊主になり、その後、校風がずっと良くなったと言う逸話もあります。
当時の台湾には大学は台北帝国大学（国立台湾大学）の一校だけで、学徒にとって、殊に中南部の人達には交通、経済等の不便もあって大変な狭き門でも有りました。一方で、終戦と同時に、日本から東大卒を始めとする若い学問の精鋭達が、今こそ台湾の為に尽くす時と、中には良い職をなげうってまでして帰国して来ていました。しかし、希望に胸を膨らませていた彼らを待っていたのは、日本政府の残していった職場の殆どが、蒋介石についてきた者共に（学のある無しに関わらず）占められ、台湾人に残された職場は極く下級の位置だけ。その上に、直前まで敗戦に敗戦を重ねさせられてきた日本国からの帰国者。とあっては、なかなか就職させてもらえない。と言う現実でした。
父は早速大学を建てる夢を実現し始めました。
終戦後の南北の交通は、中南部に疎開した人々の北部への戻りラッシュ、活気付いた商い、担ぎや、などなどで縦貫線は常に超満員。車内に入れなくて、走っている汽車の昇降口の取っ手に両手で掴まって乗って？いる光景も珍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んな中を父は東大出身の朱昭陽さんを連れ、小さい折り畳み椅子を携えて、南部に支持者を求めて出発しました。父曰く、「寄付金を入れる頭陀袋を持って。」
乗客で身動きもできない程の車輌に乗り、時には徒歩で、一路、有名人、富豪、などを尋ね歩きましたが、暫くして戻ってきた「頭陀袋」は空でした。今でこそ雨後の竹の子のように、あちこちの財団が大学を作っていますが、あの頃、教育は誰にも振り向かれなかったのです。中には、師範学校と言う、教育者を育成する学校をでていながら「劉さん、今は金儲けの一番大事な時。大学なんて止しなさい」と父に献言した人も居ました。ちなみにその人は、後に国民党の最高官になり、大學も金儲けになる時代になると、早速学校を建てて金儲けをしています。
空っぽの「頭陀袋」で帰って来た父は、それなら。と自分の独力だけで大学を作ることに決めました。京町にあった父の事務所の二階を開校準備の事務室にし、「私立延平大学」との札を挙げて、日本帰りの若い青年学子達を集めました。経済、政府との交渉、諸々の困難を越えて、大部分の準備も成りましたが、次は校舎の問題です。父は、これも日本帰りで、父がお世話した学校の校長先生のご好意で、使われていない夜間の教室を借りることになり、とにかく夜間大学として発足したのです。
終戦直後で建物は整備されて居ず、雨漏りはする、雨の激しい時には、廊下に迄雨が振り込んで通路は水浸し、という校舎ですが、教師の陣営は錚錚足るもので、中には後に、台湾大学に招聘された方も多く、後に有名な作家になった方、政治の頂点に立たれた方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学生が集まるかと心配して、父は私をも延平大学に入れ、日本帰りの校長先生の御令嬢も入り、友人達にも話しかけてその子女達にも籍を入れてもらいましたので、一時は台北の有名人の子女達が、この新設の小さい学校の生徒の中に何人も入っていました。ちなみに、それ以前に父は台大と交渉をして、私のように専門学校が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者の、台大無試験入学の許可を得ていて、私の同窓の中には、それで立派な小児科医に成った方もいます。
しかし、学生の事を父が心配する事は無かったのです。噂を聞いて、全島からどしどしと集まってきた学生達。大方が既に社会人になっており、南部からの人達が多く、中には幼稚園の先生が職を辞して、台北に友達と合宿して通っている方もありました。その学生達は、決して裕福な家庭の子女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は、所謂良い家庭に育った、世間知らずの私にも良くわかりました。学問に飢えていた、授業中のあの学生達の熱心な態度。目つき。本当に勉強をしたい人とは、こんな態度の人達なのだと、今まで呑気に勉強して居た私はその時、深い感銘を受けたのでした。
後年、ある当時の学生だった方が、「あの学校では、電球の一つが壊れても、皆 劉明さんの事だった」と述懐していたように、他所からの寄付は殆ど無く、経営の費用は全部父の手でまかなっていたと言えます。学校の経費を作るために、学校当局の皆で考案した「美術工芸社」と言う、美術的な彫刻を施した家具を製作する小さな会社も出来ましたが、「武家の商法」。効果はあまりよくなかったようです。
大学の事に奔走する父は、その一方で、世の中の事を心配していました。父は、戦前の日本時代にも総督府に出入りし、色々な相談に乗っても居たようで、戦後、日本に戻られて内閣の官房長官にまで登られた、塩見俊二先生の著書にもありますように、父は塩見先生と懇意にさせて頂き、戦後の日本人の事でもご相談を受けていました。戦後は、蒋介石率いる国民党の態度に心を痛め、時には議会の最中に演壇に上がって意見を言い、政府が台湾人の雇用を増や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演説もしていました。この時点においても父はまだ中国国民党の、実態を知っていなか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ます。しかし、その頃から、中国国民党は既に父に注目していたようです。
仕打ち
連合国から派遣されて台湾を接収に来た。とは言っても、それは表向きで、実は台湾を略奪に来た彼等に、台湾人の幸せを思う気持など、ひとかけらもありません。実際には、日本軍と戦いに敗れているのを、アメリカの参戦によって助けられ、次には中国共産党との内戦に追い詰められた敗残兵で有るのに、彼等は「台湾人は同胞である。自分達は台湾同胞を日本から助け出す為に八年間も日本に抗戦し続けた。」と言い、その年、中華民国政府が台北の公会堂（現在の中山堂）で日本の降服式典を行った十月二十五日を、台湾に再び光明が戻ってきた日である。と麗々しく光復節と名づけました。そして、その口の裏から、二．二．八事件、続いて白色テロ。と全島にかけての虐殺を続け、民衆を極端な恐怖で押さえつけていたのです。
そんな中で、より多くの人達に学問を、と大学を作り、しかもその大学の教師が日本帰り、校内での言葉は日本語と台湾語。「義勇糾察隊」等と言った治安維持の団体を作る。議会では大声で意見を述べる。そして一番いけないのは、人心を摑み、リーダーシップを持っていると言う事。そんな父を腐敗しきった彼らが容認するわけが無く、父は間もなくでっち上げの罪名の下に捕らえられ、死一歩の手前まで。と言う酷い拷問の末、全財産の没収。市民権剥奪、十年の実刑を受けさせられたのでした。
我家の終戦物語です。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 記
後記 教育
父が捕らわれの身になったあの頃は、本当に悲惨な台湾で、延平大学の学生や教師の中にも白色恐怖を免れ得なかった方が何人も居ました。
こうして、社会に有用な人間や、前途有望な若者をどしどし捕え、或いは銃殺に、或いは冤獄に送り込んで台湾人を抑圧したばかりでは済まず、同時に中国人達は、子供達のごく幼い年頃から、日本人を憎み、中国をあがめる思想教育を施し、それに力を入れました。
中国人の政治力と言うか、狡猾さは、武力による台湾占領と共に、教育にも向けられたのです。
台湾人の就職難だったあの恐怖時代、小学校の教師は殊に優遇され、多くの台湾人が小学校の教師になりました。その全員が国民党入りを要求されましたが、それに背いて、職場を失うと共にブラックリストに載せられてしまう勇敢な人は、恐らく非常に少なかったでしょう。
彼等は小学校の児童に、思想犯を大悪人だと教え、時には授業中に思想犯の子女を起立させて、公然と父親の名前を言わせ、「罪人の子だ」と辱めていました。その女の子は毎日友達にいじめられ、とうとう自閉症になったのです。
又、地理の学科で、彼等が子供等に一番初めに教えたのは、中国内の蒋介石や孫文の郷里の地理でした。それは必修で、為に其の頃の小学生達は、蒋介石の郷里の家の所在地は、復習をそばで聞いて居る私ですら諳んじられるほどに詳しくても、台湾の事は少しも知りませんでした。子供達は、随分大きくなるまで、台湾の地理的な位置、大きさ、各地の産物などを知らなかったようでした。又、台湾語を話した学生には、体罰が加えられ、罰金。皆の前で辱めを受けていました。こうして、台湾人が台湾語を話す事を恥と教えられ、台湾人が台湾人である事を否定した教育をされて育った子供等が成長した後は、皆自分が中国人だと信じ、彼等の絶対の信奉者、手足になるのです。
ちなみに、高校の教師の中には、中国から国民党に付いて逃げてきた者が多く、中には満足に北京語を話せず、北京と違う地方の方言だけしかしゃべれないのが、国語の教師となっていたり、学の無いのが高校の校長になっていたのもありました。
高校には軍から軍事教練が派遣され、教師や学生の品行ではなく、言動に目を配り、個別的に国民党への入党を勧誘もしていました。それを断る理由は絶無に近いもので、国民党に入れば、あらゆる便宜が図られ、卒業後の出国手続きにも特典が与えられると言う誘いも功を奏して、何も知らない学生。うすうす知ってはいても断る勇気の無い学生が、どんどん吸収されていきました。学業を終えて社会人になっても、政府機関はもとより、大会社などには必ず見張りの役人が、人事室に配置され、各自の思想が監督されていました。その報告が軍に直結していたのは、言わずもがなの事で、人々に大変恐れられていました。その為に、自らの身の安全を守るため、栄達を求める為にも、国民党に身を投じるのも少な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人間の弱い所です。
もともと、小学校の頃から、お前達は中国人であり、国民党がどんなに立派で、台湾の為にどんなに有り難い事をしてあげた。などの間違った歴史を頭に叩き込まれてしまった、次の年代の人達に、台湾の昔の事を私達の年代の人間が書かねば、国民党政権による事実の隠蔽で、台湾の真実の歴史は風化され、無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
二十一世紀の現在では、共産党に戦敗して台湾に転がり込んできたくせに、（学生には、共産党は匪賊だと教えていました）その賊を討伐すると言う名目の下に、大量の台湾人を虐殺しておいて、最近では手の平を返して今度は中国共産党に擦り寄る国民党。それを利用して台湾を併呑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国。台湾に加えられた新しい恐怖です。これ等の恐怖に台湾人が打ち勝つのは、並大抵ではありません。
しかし、よかった事に、台湾人には「家庭教育」と言うものが残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と、国外で得る真実の歴史。それらで事の真相を知った若者達の中に、現在では、徐々に台湾意識が広められ、台湾は自分達台湾人のものだと言う考え方の若者が今、増えつつあります。
私達は台湾が台湾人の国になる事を願い、台湾人に自分の国を、自分の故郷を返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です。
きっとその日は来ますでしょう。唯唯、其の日が一日も早く来る事を願うのみです。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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